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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路易十二世,法国国王(1498—1515),曾占领米兰,同西班牙瓜分那波利(1500),后被逐。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防了。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比德那样抵抗一切攻击。上述各项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如旧君主一样;并且立即使他在国家里比立国久远的君主更加安全、更加坚强。因为人们对于新君主的行动,比对世袭的君主更加密切注意;而且如果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它们比古老的家族更有力地赢得人们,更紧密地把人们维系在自己身边。因为当前的事物比过去的事物更加吸引人们;如果他们感觉现在好,他们就心满意足而更无它求;只要新君主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什么缺陷,人们将会竭尽全力保卫他。这样,由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并且以好的法律、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样,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强大起来,他就会获得加倍的光荣。反之,一个依世袭当君主的人,如果由于不审慎而丧失他的君主国,他就会遭受加倍的羞辱。金沙国际城赌博塞韦罗认为,如果暴露自己,同时与两者为敌是危险的,于是决心袭击尼格罗,而对阿尔皮诺则进行欺骗。他给阿尔皮诺写信说,他被元老院选为皇帝,愿意同阿尔皮诺共同享受这个尊荣,所以赠送后者以恺撒的称号,并且由元老院决定,加封后者作为他的同袍。对于这些事情,阿尔皮诺竟信以为真。可是,在塞韦罗打败并杀死了尼格罗,并且解决了东方事件之后,他回到罗马,就向元老院申诉说,阿尔皮诺忘记了从他那里获得的恩惠,正在使用阴谋诡计企图杀害他,因此,他必须对阿尔皮诺的忘恩负义加以惩罚。其后,塞韦罗在法国找到了阿尔皮诺,于是把阿尔皮诺的政权和生命一并剥夺了。

金沙国际城赌博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父亲查理七世由于自己的幸运和能力,把法国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他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军队武装自己的必要性,于是在他的王国里制定了关于步兵和骑兵的规章制度。但是后来他的儿子路易国王废除了本国的步兵,而开始招募瑞士士兵。正如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这种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错误就是这个王国危难的原因。因为路易国王使瑞士兵享有盛名,于是使自己的士兵灰心丧气,因为他已经把整个步兵废除,同时他的骑兵又仰赖于外国军队,因为法国骑兵和瑞士兵协同作战已成习惯。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瑞士兵就不能够战胜。这样一来,法国人就没有能力对抗瑞士人,而且没有瑞士人就不敢对抗别人。法国的军队于是成为混合的军队,一部分是雇佣军,另一部分是本国的军队。这种军队整个地说来比单纯是雇佣军或者单纯是外国援军好得多。可是比全部是本国的军队毕竟差得远了。上述的例子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如果查理七世的制度得到发展或者坚持下去,法兰西王国将是不可战胜的。可是人们没有能够慎思明辨,就开始从事某一件起先看来认为不错的事情,而没有能够察觉其中的隐患,正如我在上面谈到的消耗热病一样。[14]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至1496年完全失败;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但是,君主对于信任他人或者采取行动则务须慎重;不过,也不要杯弓蛇影,妄自惊慌。他应当慎思明辨,人道为怀,有节制地行事,以免由于过分自信而使自己流于轻率鲁莽,或者由于过分猜疑而使自己偏狭不能容人。

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因此,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关于臣民的私事问题,他所作的决断应该是不可更改的。而且,他应该支持人们对他抱有这样一种见解: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从来没有一个新君主解除了他的属民的武装;与此相反,当他察觉他的属民没有武装的时候,他总是把他们武装起来;因为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那些武力就变成你的武力,你过去怀疑的那些人们现在就变得忠诚了,而那些原来就是忠诚的人现在就保持忠贞不渝,并且由属民变成你的拥戴者了。而且,由于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属民都武装起来,因此当你把一些人武装起来,从而使他们感到蒙恩受惠的时候,你对于其他的人们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了,因为前者由此认识到这种待遇的差别,使他们对你更加感到有报恩之责;而其他的人们会谅解你,因为他们断定,那些冒着更大危险、负有更大责任的人们,获得更大的奖赏是必要的。但是当你把他们解除武装的时候,你就开始得罪他们了;并且表明或者由于胆怯或者因为缺乏信义,你不信任他们了;这两条意见无论哪一条都孕育着对你的憎恨。而且因为你不能够永远没有武装,你终于不得不依赖于雇佣军,而他们的性质己见前述;即使雇佣军再好不过,他们也不足以保卫你反抗强大的敌人和被你怀疑的属民。金沙国际城赌博[8]朱利奥二世于1506年征服了波洛尼亚;战胜了威尼斯,然后解散康布雷联盟;另外于1511年成立反对法国路易十二世的神圣联盟,由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联合起来驱逐法国人。1513年2月朱利奥去世后,法国人再次被驱逐出意大利。

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dello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在这里必须注意: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殒灭。[2]此处“效力”原文为“virtù”,但是在这里的意义与马基雅维里著作中通常使用的“能力”的意义不同,而是具有中世纪使用的意义。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

但是,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关于这一点,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经详细申述的,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主要能够对抗一切阴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广大人民憎恨,因为搞阴谋的人总是指望把君主置诸死地来取悦于人民;但是,如果阴谋者认为那样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话,他就不会有勇气实现这样一类的意图了。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因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1],当他看到:站在这一方面利益是确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如果他笃守信义,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固不化的敌人。因此我们的这些君主们,如果曾经享有王国多年而后来丧失了国家的话,他们不应咒骂命运而应该咒骂自己庸碌无能。在气候好的时候从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变化(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想到暴风雨,这是人们的共同的短处),到了有朝一日恶劣的气候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只想到逃跑而不是考虑自己怎样进行防卫。他们希望人民在惨遭征服者凌辱之余,召唤他们回来。如果再没有别的法子,这个主意也是好的。但是寄希望于此而忽视其他补救之道,这就糟透了,因为,任何人决不应该因为相信有人日后会使他复位,而自甘倒台。再说,那种情况或者是不会出现,或者是即使出现,它并不给你带来安全,因为这是一种懦夫的防卫之道,而不是依靠你自己。而只有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保卫,才是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5]提修斯(Teseo,即Thesus)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者。他把原来分散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机关管理共同事务,产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07页、第108页。)[6]指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如果马基雅维里写作时点名,对于马基雅维里显然是不利的。

[3]“幸运”(fortuna),一译“命运”;“能力”(virtù),同前者相对待,是马基雅维里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的用语一样,通常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才能智慧,只是在极少数场合特指美德善行。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金沙国际城赌博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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